薛理泰：中国政府已三次消祸于无形，中美“新冷战”倒逼中国进行“新改革”
中国制造计划如何刺激到美国？
一带一路倡议动了谁的奶酪？
贸易战之下中国经济如何走向？
中国企业家又当持有何种应变之法？
美国退出联合国猜疑声浪高涨？
全球未来格局将是怎样？
国际局势波诡云谲，诸多新形势下的问题纷至沓来。对于这些关乎国家未来的难题，学术界有怎样的看法？BU群体更是希望能从有识之士的对话中，找出未来走向和应对之道。
2018年10月28日，智慧圆桌第二期在BU CLUB如期召开。此次BU特邀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友情出席，共论中美贸易关系下的远见迷局。
会议中，智慧圆桌的共同发起人周志兴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都针对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互动环节中，许多嘉宾也踊跃发言，充分利用智慧圆桌这样的一个平台，与学术大咖及企业家同行交流了共识和智慧。
以下，是薛理泰先生在智慧圆桌中的发言节选，供参考。
01 | “新冷战”倒逼中国进行“新改革”
事实上，美中关系已经一只脚迈入“新冷战”了。“老大”与“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终归是不可避免的，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必然会上演。
现在，总有人喜欢拿“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来喻示中美关系的未来，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有点“食古不化”。源自2500年前，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而在热核武器时代，中美都是核大国，拥有相互摧毁的能力，两强既斗争又妥协，战争和冲突不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最终选项。
这场新冷战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无论在形态还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美中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利益深度牵扯，而美苏当年在经济上互不交融。其次，美中并不抱有打垮、压垮对方的根本战略目标，最多是相互牵制、平衡，干预和反干预，渗透与反渗透，这对如此两强来说并非生死抉择。
目前为止，美中在联合国安理会等现行国际体系机制内开展着对话与合作，双方之间的合作到仍是大于彼此的摩擦和对抗的；当年美苏对外扩张，争夺全球霸权，彼此战略相互对撞。但美中之争并非这样的性质，美中之间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并不相容，但也并非美苏那样的根本对立，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以输出意识形态为目标。中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智慧圆桌第二期主题：危机下的曙光
02 | 国势继续拾阶而上
中共十八大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处理得当，已三次“消祸于无形”，国势继续拾级而上。
特朗普当选后，接受基辛格的献策，准备改善美俄关系，以此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步骤，然而却因“通俄门”不得不对俄采取更强硬政策，促使俄进一步向中国靠拢。而中印洞朗边界对峙，差一点爆发战事，幸亏北京战略定力非凡，最终以外交手段化解危机。
时隔这么多年，美国人终是回过味儿来了。2015年至2016年在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对华政策辩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过去多年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犯了错误，被中国“稳住美国”的战略迷了眼，事实上帮助了中国的崛起。
随着中国开始在国际体系当中逐步排斥美国的影响力，美国正采取措施扭转这一趋势。
如今，美国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可以等待，美国不可再拖延，决定以经贸为切入点加强对华遏制，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特朗普政府祭出的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只是初招，必有后手。这种贸易惩罚姿态与美国国内的税收制度改革和加息、缩表进程相配合，辅以向美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进行的政治施压，实际上吹响了全球投资从中国市场撤出的号角，针对的是中国创新力的增长。
资本有着趋利的天性，加速离开中国市场的将不仅是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也包括早已开始向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转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这一方面可以起到在战略上、经济上弱化中国发展势头的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中国的邻国，增加与中国相抗衡的资本和筹码。一旦中国经济陷入长期下行的轨道，很多连带社会效应是“不能承受之重”。
参加本次智慧圆桌嘉宾合影
03 | 特朗普的靠谱特别让人不放心
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做事不靠谱，做事没章法。我的观点不是如此，我认为，特朗普做事是非常靠谱的。
首先说特朗普的家庭关系。他的三个老婆之间彼此相处和谐，两个老婆离婚以后，对特朗普没有怨言，而且在特朗普竞选时出来挺他。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其次，特朗普五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是“富二代”的行事风格，每个孩子都自立成材，如果一个父亲做事不靠谱的话，不可能使五个子女个个自立成材。取得了常人不能比拟的成就。
众所周知，凡是大政治家、大老板，做事与一般人不同之处，往往就是直觉能力强。毛泽东、邓小平做很多事情，往往就是凭直觉能力。
我还说过，特朗普一辈子从事的行当不是赌场就是股市、房地产，这三个行业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高风险、高回报。他在商场里面滚打过来，一辈子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因此他做事时一定有一个特点，即对赌心理浓重。
当前，中国还处于崛起的过程中。如果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具有浓重的对赌心理，则可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挑战。比如他同你下象棋，他有两个车，你有一个车，他敢于跟你拼掉一个车，剩下一个车还可以置你于死地。
如果换个建制派政客做美国总统，他坚持传统观念、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性等概念，尽管他有两个车，也不会愿意同你拼一个炮。换了特朗普，他却敢拼掉一个车。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
04 | 毁灭无需太多，一次已经足够
在特朗普手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如何呢?我认为，以后迟早恐怕会有严峻的挑战。自从核武器问世以来，两个核大国之间连大规模的边界冲突都没有发生过。我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中国核战略是否应该改变?》，就谈到美国拥有的核武器能够把敌国毁灭十次，中国无须多，只要毁灭对方一次就行了。
这次，特朗普把关税提高，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面之大是不能想象的，而且日本、欧洲会仿效，势必造成外商大批撤资。那时，哪怕台商、港商都会大批撤离中国，高科技行业撤往美国、欧洲、日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则会撤退到越南、印度去。一边是中国国力衰落了，另一边则使中国周边的假想敌国如越南、印度的国力增强了。这一前景是不能排除的。
如果美国同中国发生正面对撞，中东方向那些表面上被摁住的极端恐怖势力一定会趁机制造混乱，使美国如芒刺在背。要想对付中国，成本太大，风险太高，对此道理美国不是不明白，在很多问题上只能诉诸于同中国磋商协调，合情合理地重新分配利益。
05 | 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中国则更需要冷静
中国特别要冷静地看到三点：第一，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未来数年追平甚至超越美国——这几乎注定发生，但科技创新力仍比美国相差一大截，外资公司的继续撤离也将延缓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的追赶步伐。美国是不会坐视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赶上来的。
第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仍是大进大出的格局，各项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对外开放的门也不可能重新关上。第三，中国不少邻国尽管经济上靠中国，但安全上仍然摆脱不了对美国的依赖，仍在观望，它们的政治意志在特定情况下并不完全可靠。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下，如果美中陷入长期固化的“新冷战”状态，不仅“老三”日本会更加坚定地跟着美国走，自“老三”以下直至“老七”“老八”都会重新选边。
当今世界，严格意义上讲，连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在内，没有一个小国对美国是“不战而降”的。美国自己也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搞定。
尽管更为尖锐的美中之争一定会发生，但它并非根本性的战略对撞和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国家利益之争，管理得好尚可保持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稳定，管理得不好美中双输，全世界跟着遭殃。
所以，未来的难点或者说风险点在于——美中需要重视对方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读、误解、误判对方的真实意图。美中并非天然的敌手，在两国关系史上，美国帮助中国的时间远远多于与中国为敌的时间，当然中国帮助美国的时间也远远多于不配合美国的时间。
06 | 中国没有资格翘尾巴
一国真正的国际竞争力是由经济实力、科技创新力、军事实力、战略水平、国民凝聚力等多种要素组成的，而非仅以GDP高低论英雄。中国不要认为自己的翅膀硬了，其实，中国还没有资格翘尾巴。对于当前的国际关系，领导人首先要保证政治上的稳定，要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就必须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
《孙子兵法》有云，“能而示之不能”。国人不要沾沾自喜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口号，偏要“不能而示之能”，这导致了外部状况空前复杂起来。长此以往，将促使外界合力对付中国，难免重蹈盛世屡次、功败垂成的教训。
新世纪头二十年被称为中国的战略机遇。 假如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内，中国出于主客观种种原因，与其失之交臂，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只能留待后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了。
07 | “Do right things”远比“Do something right”重要
新的大环境下，中国决策者在制订内外政策时，对于美国主流民意、政坛和学界的看法，也需要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
事实上，具备远程规划能力并不意味着就能制定具有远见卓识的远程规划。能否做到这一点，则视乎顶层设计团队是否具有真知灼见。正因为如此，我大声疾呼要提高顶层设计的能力。培根之所以说“Do right things”远比“Do something right”重要，就是出于这层考虑。
一国真正的国际竞争力是由经济实力、科技创新力、军事实力、战略水平、国民凝聚力等多种要素组成的，而非仅以GDP高低论英雄。
08 | 陪笑脸，握拳头，求发展
中国目前实施的要点可以归纳为“陪笑脸，握拳头，求发展”。“陪笑脸”是前提，“握拳头”是手段，“求发展”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贯彻这项策略，就能化解国际敌对势力咄咄逼人的威胁性行动。
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出现了一个趋势，即美国加快了“重返亚洲”的步骤，甚至置盛产石油的波斯湾于不顾，将其注意力贯注于中国周边地区，这至少反映了美国对国际政治格局的三点认识。
美国战略家认为，过去十年来，美国在与全球恐怖组织战争中，耗损元气，如今需要疗伤了，就必须从战场撤军。而恰在这十年中，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萌生了一个共识，如今需要掉转头来认真对付中国了。
美国对中国未来国家地位的战略定位，即认为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迅速增强，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且已经介入其对中国方略的决策过程中了。
09 | 既不能盲目乐观，也无须过分悲观
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迅速，区域经贸融合开始出现了以中国为最强大的经济引擎的新局面。美国经济复苏欲振乏力，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把未来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亚洲，自然需要加大在亚洲的战略投入，以巩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当前美国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中国处境尤其被动。超级大国之间自有相处之规，在对方核心利益面前，不会越雷池一步，决策时不至于无所不用其极。
事实上，国际事态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是互动，就决定了彼此都拥有通过政策调整对事态发展施加影响的能力。对于中美关系发展趋向，既不能盲目乐观，也无须过分悲观。平时要有危机意识，对隐患制定多层次预案;危机的先兆露头，则处变不惊，往好处争取，往坏处准备。
10 | 中国民企的前途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南德集团和牟其中案件的重新判决，上月我用“雍齿封侯”的典故来解释，说明在下阶段北京决不会对民企实施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
对于“国进民退”在各个产业领域的不同表现，我援引国民政府在1932年掀起“国进民退”浪潮的历史，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又改名资源委员会的使命来比照，说明所谓的“混合经济结构”并不是旨在取缔民营经济，其目的与“军民融合”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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